讲官们告诉他：士风渐坏就该从学校社学、县学等从小抓起，然而学校的整肃也一直在进行，可士风依然每况愈下。很多学子不热衷于读书，每每考个生员、举人之后便得意忘形，自以为成了上流人士，出入烟花之地，结交富豪之人，谁还想着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
讲官们告诉他：边军时常哗变乃是边疆不宁的主要原因，可他却发现即使边军不哗变的地方，外敌一旦来犯，表现也依然糟糕。要么任由敌军抢掠之后主动退去，反而上表说历经苦战、击退来犯；要么迎战失利，一触即溃。要不是京畿附近的蓟辽宣大等镇表现还算尚可，朱翊钧每每收到边情，不知道要私底下骂多少句“饭桶”、“无能”。
讲官们告诉他：群盗四起就要督促地方加大追剿搜捕、严肃法纪，但这一条现在朱翊钧自己都知道有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得知高务实手底下的京华商社，原来就是一群受招安的响马，而现在居然是边贸巨头、纳税大户。可见“群盗四起”的根源，绝非搜捕不力。
总而言之一句话，那段时间朱翊钧觉得什么事都不对劲，讲官们说的那些话，虽然看起来的确很有道理，可是却和现实情况根本对不上号。
然而，有一个人改变了一切。
这个人正是高务实。
高务实首先在策论中，把朱翊钧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一个因素：穷。
正是因为穷，以上的这些问题才会显得格外刺眼，也才会始终无法真正解决。
同时高务实还提出，历朝历代在解决“穷”这个问题上，总是过分强调节流，而忽视开源，偶有个别搞开源的，又只知道加赋、加赋、加赋，搞得民怨四起，最终闹出大乱子，一发不可收拾。
他提的观点当时就曾经引起争议，但好在他的出身把这种争议限制在了某一个层面——他是实学宗门之家，这种态度虽然显得有些激进，但对比心学派的某些人来说，也不算十分出格，因为心学派也有激进分子，提出什么个***，甚至无君无父。那些人都活得好好的，显然高务实也不至于就该死。
但在此时，高务实的影响都还只是“理论层面”，没有太多实际的展现。直到安南定北两场大战之后，他的影响力就陡然大增，甚至成为朱翊钧心态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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