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朱熹也曾经赞扬陆九渊的治学精神，说：“子静之门，躬行皆有可观。”
可见陆九渊时期的心学，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实学”，其出发点是为了纠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以来，由于佛教、道教的大发展造成的士大夫阶层过分关注彼岸世界，轻忽现实伦常的“虚玄”倾向。也是为了纠正士人只关注儒家圣贤的经籍，忽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劣习。
说了陆，自然要说王。王阳明是明朝中叶的思想家，与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创立学说的思想家一样，他们提出一家之言，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并且因为有一定的实效才能够在历史上流传。如果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学说，早已被历史发展的大潮淹没了。
不过，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不同，故他们所反对、所提倡的学说性质也不尽相同。
王阳明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朱熹的理学已经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每一个学者都会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剧：他的学说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从而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他的学说一旦被官方接受，则立即凝固、僵化、丧失面对不断发展的生活现实，以及不断调整、改造、发展的生命力。
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特性，与学术思想不断变化的性质的内在矛盾决定，朱熹的理学也是如此。
王阳明的青年时代与那个时期大多数学子一样，也是笃信程朱理学的，“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但是，循着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阳明在“竹子”上并没有格出天理，从此他转向陆九渊的心学。
他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传统，将人的主体意识与万物联系起来，认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观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万物影像。
所以他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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