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对于公利和私利有着严格的划分，在他的著作《问辩录·孟子》中曾经这样写道：“孟子之学，最严于义利之辩，故于篇首发之，不夺不餍，是利而不利也。不遗亲，不后君，是不利而无不利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所以高务实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当前朝臣们都很清楚的，高务实以此开篇先声夺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务实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继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当初的理念为基础。
同时，这也是团结实学派力量的一种手段，毕竟从“高党”到“实学派”，本身就是从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到以施政理念为纽带的政治集团的一种转变和升华。
接下来，高务实奏疏中继续写道：“盖谓有国家者，不当私其利于已，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其利于人，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却人心而国家不可保，亦未尝利也；以义为利，则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财，其利为无穷矣。是则义利之辩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深省于斯？”
这一段则是像皇帝说明“义利之辨”为何重要。事实上，这一段不仅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为他的下文打下说理的基础。
“我国家以农为本，逐商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训。农者天下之本，亦为财货之本，故古人皆以为农之为盛，则国必盛焉。然则天下皆农，果可行耶？臣不以为然。
臣以为农之为本，如树之有根，根深则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为木，其势在干，其荣在叶。虽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轻其干、叶者也。
今臣有一言：无士则国不明，无农则国不稳，无工则国不强，无商则国不富。士农工商，虽有先后，独不可偏废，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为其首，农为其身，工为其手，商为其足。倘只余士农，则其人不可行动，不可作为，乃与人彘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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