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大明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
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统治的地步，也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所以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的前言中就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还真是，因为武臣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置若罔闻。
于是朱元璋又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这话当然不假，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自然感同身受。故此，他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苦口婆心之态，几乎令人落泪。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
于是后世便有不少学者认为，朱元璋是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大开杀戒。
但是，这恐怕并非事实，至少并非他杀戮功臣的核心原因。
朱元璋在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一贯以仁厚著称、深得朝野之心的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谏言道：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
不客气的说，在当时的大明朝，除了朱标，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和朱元璋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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