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对标准的渴望，成了江南地面的共识。
这个标准，谁来制定？
海事堂结业的舟师，那在江湖上，招牌扎实过硬，大明的势要豪右们，对松江府海事堂的舟师，颇有东华门外榜下抓婿般的热忱。
这海事堂毕业舟师变成了标准，这是民间自发的选择，可不是朝堂政令的约束。
这海事堂扩大规模，变成了廷议的内容，这兴文教建学校，朱祁钰办起来才发现，一点都不简单，不是朱祁钰一纸诏书下至松江府海事堂，海事堂的掌教、教习们赶往各地便能建好的。
建学校，又是立文脉，各地的文脉早就被垄断的干干净净，想在地方立学，那也是黄河十八弯，一弯曲折过一弯。
就比如地方的学阀们，更希望他们的教习先生、提学官们前往松江府海事堂就学，回乡办校，朝廷少管；朝廷自然是希望无论是松江府海事堂，还是杭州府海事堂，都是朝廷的海事堂。
这只是权力争夺的一个剪影，廷议的内容极多，要不也不能拖到四月份，比如这校舍，土地从何而来，但凡是海事堂占据的位置无不是地方上上之地；比如这观星台营建靡费，一个观星台那可不是三五万银币就能落地之事；比如这舟师上船这船从何来等等。
权力的争夺总是无时无刻的，操舟的终究是人，谁掌控了人才的产出，谁就在海权上增加一分话语权。
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政令的滞后性，权力需要分配，而分配需要斗争和妥协，这都需要时间，朝廷办事向来比民间慢一拍，这也是原因之一。
迫于人才旺盛的需求，这海事堂扩大规模的事儿，终于以朝廷的意志，算是办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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