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至数》曰：散振不资者，仁义也。”
“义基于利。”
于谦这段话说的很小心，声音也很低，但是他的话却是如此的坚定。
朱祁钰理解于谦为何如此小心，因为在儒教三才五伦八德的礼法之中，儒家把仁义看的高于一切，义高于利，而不是义基于利。
而于谦把《管子》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大声的说：仁义基于经济利益，仁义这种东西，并不是以道德原则的规定为内容，而是某种物质利益的实现。
散振不资者，仁义也。
散振：救济人而分发财物。不资者：黔首寡民，没有资产的人。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均贫富，散振不资，才是朝廷最大的仁义。
救济黔首寡民，没有资产的人，让他们劳有所获，劳有所得，才是最大的仁义。
于谦放出了一个名叫《管子》的幽灵，徘徊在了大明的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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