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官船官贸，至少商贾们跟着官船官贸一起出海，会安生很多。
议的是海贸，说到底，议的是权力。
“这次的官船官贸和永乐年间亦有不同，比如在永乐二年，文皇帝敕∶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所在有司，防其出入。今日官船官贸，亦未禁绝商舶商贸。”
“这种不同，还有很多，沈尚书以为呢?”于谦提到了最重要的第二点利益相关之事。
那就是官船官贸并不垄断，也不禁商船出海，这是景泰海贸和永乐海贸的最大区别。
永乐年间的下西洋是一种政治活动，核心在于利用大明的强横国力和生产力带来的丰富商品，辐射周边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实现外交利益最大化，用后世的说法，那就是最惠国制度。….同时，也可以利用堪和贸易体系，掌控主导经济贸易权，建立对周边国家的贸易体系，实现经济羁縻，加强对藩属国的控制。
而永乐年间兴建北京、五征漠北、收复交趾、稳定辽东、修官道驿路等等，这桩桩件件，哪一件不是糜费颇重，没有下西洋的丰厚利益，那完全无法支撑。
那么下西洋这样一个给大明带来了巨大利益的政令，最后落到人亡政息，必然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其中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用的公家的东西，最终都入了内帑。
无论是船只的营建，还是商货的供应，都是大明户部在筹措，但是户部倾尽国力筹措货物，最后都换来了内帑的充盈。
所以有些翰林院的翰林们才会抓着不放，说天下非天下人之天下，而是化公为私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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