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的这种心情正是周忱想要的,人在慌乱之中就容易出错,只要抓住这些人的漏洞,就能各个击破。
周忱没有选择松江府进行新政突破,而是直接选择了苏州府进行土地清丈,选择先从苏州府进行突破是周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苏州乃是吴地,是江左开发最早的地方,在前宋时就有苏松熟、天下足的说法,不过由于海外贸易兴起,江南手工业蓬勃发展,江南士绅将土地更多的种植了桑树与棉田。导致了江东的粮食种植面积大面积减少,甚至还需要从湖广等地输送粮食以弥补缺口。
由于苏州官田几乎占据了全部田地的半数之多,这些官田税赋极重,导致租种的百姓辛苦一年到头来却只能果腹,甚至还要赔钱,百姓自然不愿意耕种官田,可是这些田地并未因为百姓不愿耕种而荒芜。
士绅大户与官吏勾结,巧取豪夺将这些官田占为己有,却向上禀报百姓抛荒田地,无人耕种。既然无人耕种自然也就不用承担赋税,豪绅官吏就是用这种办法一点点的将官田瓜分殆尽。
而老百姓就算不佃租官田,也是要耕田为生,除了官田之外,就只有豪绅手中有土地,这些百姓只能佃租豪绅巧取豪夺来的土地。
老百姓们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在佃租同样的土地,却因为变换了主人之后,负担降低。把本该交给国家的赋税,交给了豪绅当做地租。
到了朱瞻基登基之后,苏州府已经徒有重税之名,没有重税之实。对于苏州这样的小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百姓只要不懒,就很容易活下去,给豪绅种地、进织造工坊做工都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可是如此一来,豪绅得了利,百姓也减轻了负担,可是受损失的却是朝廷。江南财赋重地却收不上税,这成了大明朝的一大弊政。
早已经变得亟待解决,这就是周忱把苏州当成江南新政的第一站的原因所在,苏州与北方各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北方各地的百姓对新政是欢迎的,他们是新政的受益者。可是在苏州新政却未必会让百姓受益,弄不好还会让百姓的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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