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治下百姓是生是死跟地方官的关系真的不是很大，只要不闹出官逼民反的事，朝廷才不管黔首百姓过的什么日子。
再说教化，所谓的教化就是考量一个地方再地方官的任上出了多少秀才，出了几个举人，有没有出一个进士。
至于他们是如何出的，官府从来不会管这些人有没有钱读书，所以黔首百姓家里是很难出一个读书人改变命运。知识学问依然还是被士绅大户垄断，与魏晋九品中正制区别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士人的划分不再分什么上品下品。
最后是刑狱，考核一个地方的刑狱，不是考核刑狱的破案率，而是考核地方官任上出了多少案子，案子越少越优秀，反之就是不合格。
真不知道这样荒谬的结论是怎么做出来的，正因为有这样荒谬的考核制度，地方官非常不愿意接手诉讼，甚至会对诉讼者进行各种刁难，造成多少冤案。
如此不为百姓解决切身问题，就造成了地方士绅宗族窃夺了本属于官府的权力，他们竟然能够私设公堂，对百姓进行处置，这是对《大明律》极大的挑衅。”
唐三任的话再次将话锋指向了士绅，甚至还牵涉到了宗族，这一下的打击面可就扩大到了整个文武的层面，只说士绅武臣觉得并不关自己的事，可以坐在一旁看热闹，可是涉及到宗族那就不光是文臣之事，任何都有家族，所谓宗族就是家族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小社会。
保定侯孟瑛打断唐三任的话说道：“唐大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大家之中族长处置犯错的族人怎么就成了窃夺朝廷的权力？”
朱瞻基坐直了身子，他知道孟瑛的问话代表着整个大明所有的宗族。宗族问题已经成了家与国之间的较量，若是朝廷胜利，就能打破宗族对百姓的控制，若是失败，以后再想改变大明宗族至少还要几百年。
“保定侯！下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百姓犯了法应该由官府处置，还是由宗族处置？”
“当然是由官府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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