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更多的，则是各地的企业，即便拿到了银行的贷款，最终走向了破产。
这种“不考虑风险，盲目贷款”的银行行为，在后世完全无法想象；但是在改革开放初的20年，却是件极为寻常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这时候各地政府的“财”“政”不分家，尚未民营化的银行是需要服从于当地政府的意志的；而各地曾经的知名企业遇到生存困难，即便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病入膏肓的那种，当地政府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按理说，以华夏的庞大市场体量和经济发展速度，如此规模的不良资产应该是各大资本眼中的香饽饽才对——毕竟那么多用于抵押的厂房、土地、产品、品牌、证券等等，不少是极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很可惜，由于华夏的体制跟西方社会截然不同，这些不良资产完全不是纯粹市场行为下所产生的不说，华夏当前对于企业处理这些不良资产的要求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因此国外各大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其很有些畏之如虎——对业务再剥离有着苛刻要求不说，华夏目前也没有二三级市场去接盘，你让他们怎么玩？
而现在，杨铸便遇到这种困扰，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一拍两散，小圈帮的那120亿美元让他们自己处理，是亏是赚干他P事；
要么，硬着头皮接受上面的条件，然后使出浑身力气和手段，把这些实际长期价值可能达到数百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努力盘活。
………………
沉思了许久，等到车子快行驶到李骏在帝都的公司办公室时，杨铸终于抬头：“你待会给你堂哥他们去个电话。”
“我的想法是，这第一批120亿美元，可以进入国内，他们要求的10%年回报率我帮他们兜底；但是……后面的资金就暂时不要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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