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王庭撰和熊廷弼发问，高务实继续道：“所谓权、责，无非所命所辖也。举个例子，如果前线打得不好，只要此时莲塘已保供应不匮、飞白已使纲纪不紊，那么战事不顺之责，我便唯刘省吾是问。至于你们二位的功劳，该有的一点也不会少，不受刘省吾影响。
换过来，如果刘省吾前线需要的物资，莲塘你不能足额供应，最后吃了败仗，那么首罪便是莲塘你了，刘省吾反倒是次罪；而如果军纪不整，发生了一些违我军令之事，则无论战胜战败，飞白你都难辞其咎。”
熊廷弼本来想等王庭撰先表态，但王庭撰似乎陷入了思考，一时未曾言语。
他担心冷了场，元辅面上须不好看，因此便先开口道：“廷弼此去，已然做了马革裹尸的准备，既然死都不怕，自然也不怕杀人。今日元辅既然说得这般明白，那廷弼也敢立下军令状：若此战军纪败坏，作奸犯科者我先斩之，而后请元辅斩我！”
这番话熊廷弼说得斩钉截铁，高务实一拍桌子，大声赞道：“好，有担当！不过你此行要遵照的军法却与寻常不同，本阁部待会儿派人把我以往带兵时的军令交给你一份，你照那个办理就好。”
高务实自有一套军令，这件事熊廷弼是知道的。不仅知道，甚至几乎都记得——因为高务实的军令不仅并不复杂，甚至说起来还不如朝廷的军法严苛。
大明的军法说起来是极其严厉的，一眼望去各种“斩”、“斩”、“斩”。举个例子，将领在台上训话，下面的士兵别说交头接耳了，转头往后看一眼，那都是“按例当斩”。
问题是，你这军法严厉成这个样子，它真的还具备较高的可执行性吗？显然不具备。也许开国初期大致上能做到，可是稍稍等个十年二十年，这种制度一定会沦为一纸空文，到最后谁也不放在心上了。
因为，压根没人能按照这种制度带兵——谁知道哪天晚上睡觉就被手下士卒砍了脑袋去。非常
高务实的治军之策就“宽仁”极了，需要论斩的罪名非常少，拢共也没几条。相反，很多按照原本军法来看属于重罪的项目，到了高务实这里要么变成了“禁闭某各不相同日”，要么变成了“罚银某多少不等两”，甚至有打扫本部最高到连级厕所一月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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