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这一点来反推，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即便王安的政治利益已经与朱常洛捆绑，但他仍然心存某种准则，并且愿意为了这种准则做出巨大牺牲；其二，王安的个性很倔强、很执拗，当他认为某件事是正确的，他会尝试坚持去做。
当然，最终他并没能真的把这件事上报成功，而史书中对未能上报的原因没有说明，只说因为这件事，让王安与朱常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双方就在这种互相依存，又各有芥蒂的状态中，迎来了朱常洛的登基。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驾崩，朱常洛登基。这一年，也是明代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份，同一年先后经历了三位君主。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光宗登基；九月，光宗驾崩；紧接着熹宗朱由校继位，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而对王安来说，这同样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此时距离他王安自己的死，竟也不足一年了。
朱常洛登基之初，照例大赏东宫旧人，结果王安的职位是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巾帽局。
按理说，新君刚刚登基，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万历年的旧人，因此东宫的几个重要宦官先做秉笔太监，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的是王安作为朱常洛心腹，居然只是掌管巾帽局，这就多少显得有些落寞了。
如果对比一下，在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才来到他身边的宦官，如邹义、李实二人，比起王安陪伴朱常洛的时间整整少了七年，然而前者掌尚膳监印兼提督东厂，后者掌御马监印，而且二人同时也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不论从权势、影响，还是个人利益油水来说，王安执掌的巾帽局都完全不能和邹、李二人相提并论，因此很多人——包括当时之人、后世之人——都觉得朱常洛这是待人不公。
不过，高务实倒是觉得大家在这件事上可能冤枉了朱常洛。
首先，万历四十八年的时候，王安的年纪已经五十出头。当然，这个年纪本来不能算太大，因为之前六七十岁依然手握大权的宦官先例不是没有，但史书明确说过王安的身体状况——他一贯身体不好，甚至因此不肯多说话，仅仅是为了“养气”。所以，如果兼任了太多要职，王安估计没有太多精力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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