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独c”、“空前膨胀”的地步，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也可以从大明言官——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
其实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负责劝谏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是文人所谓的“道”，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这也是“忠”的最高体现。
所谓犯颜直谏，便是建基在这个“道”之上，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忠臣”之名。
当然，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但无论是何朝何代，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中说：“这些戒律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
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到了明代，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这种激烈，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中，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
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
又如《明史》记载，户部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上书抨击万历个人操守：“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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