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更以打击秦氏家族作为“消除秦桧擅权流毒”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形象以及地位。然秦桧所行之事，实则为高宗之意愿。
由此可见，所谓权相，也不过为皇权集权过程中的代理人，以及君权巩固过后的替罪羊。
再者，相权仍需以皇权作背后支持，虽不能说相权与宦权相同，皆为皇权之延伸附庸，但其仍需要君权之支撑，故所谓相权制约皇权一说，实在难以成立。
举个例子：1134年，高宗因为困惑不解而直截了当地向张浚发问：“我和宰相讨论问题，只要稍微有点儿不同意见，他们就会那么轻易地要求辞职。这是为什么？”
张浚回答说：“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间的不同意见透露出来一点点，论者就会嗅到您究竟赞同哪一边，于是写文章来支持它，并攻击那些意见不同的宰相。在众人的攻击之下，宰相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请求辞职。”
可见，宰相之权，若无君权之支持，甚至只是宰相意见与君主意见相左，便只能请辞。
综上所述，君相关系可以得出三点概论：
其一，朝廷权力并非变量，故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相权制约君权一说，难以成立。
其二，相权之膨胀可为君主之集权手段，相权之膨胀并不能制约君权，宰相甚至可谓是助长君主集权之代理人及替罪羊。
其三，相权需要君权之支持，故所谓相权制衡君权一说，实属无稽之谈。因此，若仅以太祖废相便论明代君权270余年皆为空前膨胀，不可取也。
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太祖废相后，乃至成祖时期，皇权确实有所加强，甚至可以说在一段时期内，达至了历朝历代的君权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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