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雅典的皿煮政治是雅典的非精英阶层对占少数的贵族阶层所捍卫的贵族价值观系统而有力的冲击。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一种有效的政治构架，带给了那些哪怕是最穷的男性公民全面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也同样成功地将自由赋予了最大多数的普通人。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雅典的男性公民可以完全依靠奴隶、妇女和其他非公民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贵族的价值观。
简而言之，雅典的阶级层次非常明确，真正的贵族以及雅典的男性公民，事实上都是统治阶级，而普通雅典女性、统治区的非公民、奴隶等，则是明显的被统治阶级。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绝大多数也极其反对皿煮，不少哲学家将非精英的皿煮称之为暴民政治——那玩意儿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后世西方认为的“极右翼”，搞的都是反智民族主义那一套。
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们更认可的是人人按照能力各司其职，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皆是如此。这其实和中国古代的思维非常相似，就是星辰列宿各有其位，只有遵循各司其命的原则才能最接近于天道。
但是，希腊或者说整个欧洲长期以来没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贵族高官的能力是否配得上他的职司，如果不能的话，如何把出身底层但能力上佳的人捧上高位？
希腊先贤们曾经做过许多思考，甚至有人跑去西西里岛试验过，但都失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某个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国家只有一个，不巧正是中国。
科举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诚然，科举制本身也有问题，其中到了大明时期最大的问题在于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否真的具备治理能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举制的问题在于考题的指向性，而不是选拔手段本身。也就是说，要让科举制发挥更好的作用，不必改变考试制度本身，而只需要改变考题指向性——简而言之就是别只考四书五经。
高考公平吗？也许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谁能否认它已经是当前最公平的方式？
所以，孟德斯鸠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领袖人物，之所以成为中国科举制的铁粉，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按照西方的思维来看，它解决了“哲学家治国”的核心难题，即如何以能力决定其人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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