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历史的连续，制度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择和发展,对后世的影响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历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乐时征安南，于宣德时退出外，对外基本上没有征伐之事。
这足以见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对外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模式和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五月，太祖亲作序言，提到“立为家法”的《祖训录》成编的过程：
“……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今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里的“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说明其中的内容在明朝开国以后就已开始反复斟酌的过程，历时六年而确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训”要求子孙后世，从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说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发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首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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