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权力运行的真正核心。
大明的历代皇帝们，或许他们的政治水平没有高超到把这些问题理论化，但不代表他们不明白其中的要点，所以皇帝内帑到底有多少钱，那是从来不会让外廷得知详细的。
不过，不同的皇帝会有不同的风格，比如成祖永乐帝的风格，就是始终让外廷觉得内帑极其充裕，所以他可以不顾外廷的反对，又是五伐漠北，又是迁都燕京，又是七下西洋……搞得不亦乐乎。
外廷既然不知道内帑到底有多丰厚，自然也就硬不起腰杆来，更遑论生出“限制皇权”的这种危险思想了。
而隆庆帝的性格偏软，他就不会效仿成祖，而是一门心思哭穷，整天说朕现在穷得叮当响，买区区两万两银子的珠宝、造一批春宫瓷器之类的破事，都非得让户部出钱。
可是户部也不傻，他们知道内帑不可能真的那么穷，因为光是皇帝的金花银等折税，隆庆就用不完，更别提还有大片的皇庄、大量的皇店等收入。
这样一来，内帑在外廷眼里依旧还是充裕的，所以隆庆帝的性格虽然软，但只要用了高拱这样一个性格强势又和他站一条战壕的首辅，朝政就依然稳稳当当。
这个情况在眼下的万历十一年开始有点变化了，朱翊钧很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户部表现出来的苗头不太对——户部尚书开始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皇帝收回成命。
虽然这一年来户部的确很困难，但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可还是嘉靖以来的头一回，隆庆朝都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
变化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外廷开始怀疑内帑到底还有多少钱。
造成这种怀疑心态的因素有好几点，不过说到底，有两个人责任最大：一个是朱翊钧自己，另一个就是高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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