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想了想，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可能。
因为云南问题是他和朱翊钧刚刚谈妥的，朱翊钧已经从朝廷上下的纷争中摆脱出来，接受了高务实“狠打”的建议，连怎么打都确定下来了。甚至，他还把高务实的婚事都和云南战事挂上了钩。
这种情况下说朱翊钧忘记了事情的重点，实在太不科学了……
但问题在于，这东西既然不是急事，那么朱翊钧匆匆派人追着自己来告知一番，其意义又何在呢？
高务实不由得沉吟起来。而那位少监也不催促，老老实实等高务实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高务实才理清头绪，原来朱翊钧在朱批中“不提正事”的原因，居然可能是他发现这件事涉及到了党争的问题。
刘世曾的这道奏疏，其实是在指责前任放纵缅甸过甚，然后才导致今日莽应龙、莽应里父子妄尊自大，甚至胆敢大举犯边。
但追究前任这种事，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追究的，因为云南方面的放纵态度也不是一年两年，至少要追溯到嘉靖中期。
当时的云南总兵黔国公沐朝弼曾经上疏报告朝廷，指出莽应龙势力对大明的危险程度已经很高，希望朝廷出兵干涉——言下之意，就类似于要打一场后来丘吉尔提出的“预防性战争”。
然而当时朝廷严词拒绝了，并且以兵部的名义训诫云南当地抚镇官，说：“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已畏威远遁，传谕诸蛮，不许交通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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