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嘉靖早年为何要再次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呢？
嘉靖皇帝最为后世认可的，是他的权谋手腕，以上两件事其实说穿了也同样是权谋。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这看起来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给正德朝擦屁股，来个“拨乱反正”。
其实不然。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从根子上来说，是在打压已经在朝廷取得绝对优势的文官集团，给文官集团戴上枷锁。这是用一条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将文官集团桎梏在勋爵体系之外，让他们不能继续扩大“势力范围”，把勋爵一系也彻底压倒。
为何这么说？如果除了军功之外的其他功劳也可以封爵，那么执掌朝廷大权的文官集团完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让这些文臣成为勋爵，久而久之勋爵一定泛滥成灾不说，而且绝大多数勋爵都会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勋贵再如何没落，朝廷的制度也规定了天下卫所需要他们来挂名。换句话说：武臣勋贵的效忠代表着天下兵权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终是皇权的鼎力支持者。
那么一旦勋贵也成了文官集团的大本营之一，则皇帝的皇权还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锐的看穿了这一本质，因此对“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这其实是他帝王权术的具体展现之一。
而至于封爵赐券的原因，则主要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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