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什么用，王艮不仅经常与其师王阳明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
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非学也。”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后来演变成了极度自私的“心学末流”。
此人有一次坐“招摇车”招摇过市，遭王阳明指责。嘉靖二年，又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但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可惜已是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高务实认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
嘉靖五年，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一般认为罗汝芳为其集大成者。
不过，这一派心学传至如今，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比如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他的几代徒孙。
李贽的很多观点并非不好，比如男女平等之类，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正如高务实在穿越十几年后，已经不再考虑和身边的家丁讨论“人格平等”一般，再先进的思想也得符合社会现实，李贽以及泰州学派的很多观点，根本不应该在明朝中后期这种时代流传——过于超前本就是罪，何况他们除了部分的“超前思想”之外，还有很多真正的“异端”。
比如说“散漫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者都是泰州学派中人流传很广的思想，看起来已经“先进”到开始讨论“自由”这种后世的所谓普世价值了。
但高务实从来不认可这两种思想。
无政府主义不多说了，这玩意根本就不该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土壤当中——如此大一个国家，倘若“无政府”了，那简直是人道主义灾难。
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重大天灾来临，没有强力的政府，谁来救场？外敌兵临城下，没有强力的政府军队，谁来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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