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也就是说，在儒家性善实学总特征下，又表现出各种不同层次的实学。按照体用合一的原则，道或性本体会散入万事万物当中。这样，无论是性本体，还是寻常日用，就皆是实学了。
而寻常日用，就包含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包括道德文章，也包括世俗功业；既有格物穷理之学，也有经世治国之术。
这样，宋明儒者在儒学旗帜下所做的所有事情，就都可以称为实学了。
这一时期有着五花八门的实学概念，有的提倡儒学之实效性，如徐光启；有的提倡儒学之格物穷理特征，如李之藻；有的提倡儒学之性学特征，如杨廷筠；有的提倡儒学性善一元论，如黄宗羲。不管他们偏重于那一方面，看上去好像互相矛盾，但都属于儒学实学化总倾向中的一部分。
在以上这些人里头，高务实当然更认可徐光启，因为理论上来说徐光启就是他高氏经世实学的后继者之一，讲究的是学问要看到实效。
但此时高务实不能不思索另一个问题：这五花八门的“实学”，究竟有没有希望统一？又究竟有没有必要统一？
学术这种东西，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本身是应该“百花齐放”的，即便他不认可如今的心学末流，但也不好说心学末流里头就没有一点好东西了。
同样的，东林党难道就只有“头皮痒”、只有“水太凉”？早期的东林党人里头，气节盈胸的可也不少啊！
我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怎么对待？
高务实很少见的坐在自己值房中发起了呆，而且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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