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
相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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