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仔细思考了一番，忽然觉得这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就是人了，难怪红太祖说“与人斗，其乐无穷”，不过他想到这一点倒不是因为要和谁斗，而是感慨于黄芷汀的成长与进步。
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大明朝没有按他说的来，结果历史证明大明错了。固然大明有不少“宰相”并非“起于州部”，但也堪称良相；不少猛将并非“发于卒伍”，但也堪称能战。
可是，比例呢？
不能因为高拱这样的良相没有“起于州部”就认为良相无须起于州部，因为高拱原本就是官宦世家出身，跟着其父辗转了多地，而且三十好几才中进士，他是知道地方上有些什么问题的。
不能因为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也是世袭出身就认为猛将不必发于卒伍，因为戚继光生平第一战就差点打输了，要不是靠着自己的神射当场爆了对面敌将的脑袋，他估计就得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正因此，他这才认识到光是自己有本事并不足够，一定得练出一支精兵，才能发挥指挥才能。
而且，大明有几个高拱，有几个戚继光？
世宦、世将之门的子弟固然有从小熏陶、耳濡目染的优势，但真正想想，他们之中出现杰出人才的比例其实也并不高。承平时期或许尚可维持，可一到天下有变，问题就大发了。
想想明末之时，世宦世将之家真正表现出有杰出才能的人多吗？不多。难得有个吴三桂还算几把刷子，人家还降清了。到最后指望有人力挽狂澜于既倒，全是做梦。
由此可见，大明朝对人才的培养，从制度和模式上就有问题。
高拱在吏治改革的时候曾经给天下官员设立了“人事档案”，经常重用一些在地方上政绩斐然的官员，但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保皇党”，在这件事上的“格局”其实也不够，因为他这个格局顶破天就是在吏部这个层面做出的改革，而且还有赖于后来的吏部尚书们都遵循他的这个规则，否则就会失效。
在高务实看来，这种改革也得从顶层改起。阁老们早年都在翰林院，的确见识了无数的前辈阁老们是如何处理国家大事，是如何票拟、商榷，以及如何与皇上打交道。可是，这些都只是中枢层面的经验，谁知道他们做得对不对呢，谁知道他们的政策最后在地方上落实到什么程度，又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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