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居然穷到“不能治丧”。
最终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飞快黑化，终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经历这种“要理想还是要现实”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
于是，身在朝廷的每个人都开始拼命给自己创收，而中枢财政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都不说其他地方，只说河南新郑，如果当地有什么事高家不点头，新郑的县尊老爷能办得下去吗？然而高家在乡梓还属于良宦良绅，换做土豪劣绅会是怎样，那几乎不言而明。
这种近乎于“民间无政府”的状态导致大明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一地在隆庆年间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始终办不下来，直到高拱当政、高务实崛起。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转衰，最先就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大明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减少了近两成。
后世红朝建立才几十年，经济规模翻了多少倍？纵然时代不同，发展速度总有区别，可是两相对比，高务实怎么能忍受这种不仅落后而且奇葩的制度！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这种奇葩国情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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