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则记载：“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便命工匠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世界地图》。”
由此可见，不仅民间、士林欢迎西学，而且万历帝本人也对此颇感兴趣，并毫不排斥。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都会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之中，明末中国和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发展水平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中便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当然，即便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差距，关系也不大。原因很简单，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哪怕在原历史上没有高务实带来的改变。举两个例子就能显而易见：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交战中，明人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是“制夷”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速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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