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内帑的钱是从哪来的？大头就是矿税。
矿税并不能“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商税，只不过和高务实现在要搞的商税不同——高务实收商税，是要把钱收进户部，朱翊钧的矿税则是通过矿税太监收进内帑。
在原历史上，朱翊钧这矿税每年收起来的其实也不算多，但搞出的麻烦却很是不小，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征矿税”没有制度可言，矿税太监们又趁机上下其手，弄权、贪墨不一而足，所以民间反对的声浪很大。
不过，所谓民间反对声浪，实际上有一大半是大商人们搞出来的，同时大商人们的朝堂代言人们则不断攻击矿税，数十年如一日的要求朱翊钧取消矿税，只是朱翊钧始终坚持不肯罢。
整体而言，矿税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保证了在国家“出事”的时候，皇帝能拿出银子来支撑战争，又导致民间、朝堂的尖锐反对。
作为新御极的天子，不是说不能取消矿税作为一种与百官妥协的手段，争取暂时平息皇权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
问题是取消矿税也得看时机啊，这个时候辽东眼看着都要彻底糜烂了，你还把自己手里目前最靠得住的一笔财权放弃掉，这……是个什么神操作？
其睿智程度，恐怕和崇祯自废厂卫差不多。
由此可见，朱常洛的水平完全靠不住，比他老爹朱翊钧差了八条街。
朱常洛靠不住，朱常洵同样不靠谱。
国本之争中发生的烂事先不说，只说其受封福王、之国洛阳以后。这位殿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钱财，除了没胆子造反之外，基本坏事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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