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也是一样，这两位官员里头，上奏喜事的是掌印大太监的“朋友”，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大太监关系不睦，如此掌印太监便可以把坏事放在前头，把喜事放在后头。
这么做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皇帝在这一天里拿到的第一份奏疏就是坏事，大为扫兴，搞不好一怒之下就是严惩。紧接着拿到喜事奏疏，由怒转喜，自然大大夸奖，认为这位官员办事得力，当然要重赏。
为何官场上一贯讲究“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道理就在这里了。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我要照顾你，就可以让你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要处理你，就可以让你疑似银河落九天。
四两拨千斤啊！
黄孟宇今天的奏疏排序虽然没有这么直接，但也是有讲究的。
首辅的奏疏摆在头一位，皇帝看了肯定不会有任何生疑，所以朱翊钧显得很平静。
申时行的奏疏虽然在抨击高务实这一方面并不厉害，既没有说他欲行苛政，也不曾质疑他要与民争利，当然更不会骂他要效牛李之争，但申时行却非常严谨而又严肃地质疑了《取用疏》里提到的办法是不是具备可行性。
按照申时行的说法，高务实这套办法至少需要“增补官吏近千”。于是，不仅官吏缺口巨大，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地冗官现象，增加朝廷负担不说，还可能导致“理财官左右敌视，库管官相视如仇”。
不仅如此，一旦这两类官吏出现互相勾结的情况，那么这样的增设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弊端百出。
申时行还提出假设，即朝廷既然全面开征商税，那么这些官员经手的钱粮物资都可能大增，在这样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难保没有“道德不坚者”同流合污的现象出现，这就更是加剧了民间的负担，“此必仁君所不能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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