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京察之时，“各衙门皆须有人。如此衙门己有人矣，遂不复动，曰：难为他衙门也。如彼衙门无人，亦必以人实之，曰：奈何空此衙门也”。故一旦中伤同僚的目的达到，部分不法之官员便可逍遥于法纪之外。
“各衙门皆须有人”的意思，就是每个衙门都肯定会有人被黜落，如先已有人被黜落了，剩下的人就安全了——至少安全多了。
虽然明廷不罪风闻之人，但一旦诬告被人知晓，虽假风闻之名，终不为美。故匿名揭帖便横行一时，这亦是京察之前众多言官反复论列的主要议题之一。
不过，这一条倒不是王锡爵打算用来对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条。
第二条便是惧察官员还能于此时论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处。
因为京察是有关官员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经黜落，便当离任”，且在直到万历后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旦因京察而离任，便“永不叙用”，故部分不职官员便事先弹劾掌察之人，以图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诬陷主察之人的发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时任内阁辅臣张瑰因在大礼议中积极支持世宗，“抗举朝四五年”，故与在廷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届期之际上疏自陈，诬陷主察官员或有“阴树朋奸，公伤善类”之举，乞求皇帝的庇护。
然以辅臣诬告掌察官员，毕竟为一时之特例。但在原历史上，直到万历后期，品级较低的言官对掌察官员的诬陷则经常出现。
如万历二十七年，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因“依附吕坤之门墙，不顾名义”而为士论所薄，他担心于京察被黜，故“讧户部侍郎张养蒙等，挟吏部以避计典”——计典、大计等词，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启二年，“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其中虽有党争的意气，但却与前例相同，皆为言官诬告掌察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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