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理论上来说，前两条的罪责更大，以大明的规矩来说，至少够得上一个“不谨”，如果要惩罚，通常是“冠带闲住”。
但实际上，第三条大忌的罪责反而更严重，因为兵备道的设置本身就是“督抚-兵备”体系下，为了限制总兵、分权总兵而设置的，作为卫所指挥使，没有经过兵备道的同意而直接奉总兵之命行事，这是朝廷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为这意味着文官统兵权的丢失，意味着该总兵出现了失控的迹象！
所以这件事高务实完全占理，而李成梁别说反制了，甚至自己还要赶紧想办法撇清关系，把自己从里面摘出来。
他唯一觉得庆幸的就是当时因为足够自信，没有让李如桂带卫所兵马从征，而是叫他只带家丁就够了。
这一条给了他自辩的机会，也给李如桂减罚的机会——你看我虽然自己去了，但我没带兵啊，我这么做只是奉了伯父之命，并不是奉总兵之命。
或许略有牵强，但总算是个说法。
所谓没法反制高务实，以上这是理，另外还有势。
高务实的到来之所以比蓟辽总督梁梦龙和辽东巡抚周咏还让李成梁忌讳，显然不是因为官位，而是因为背景。
梁梦龙在张居正倒台之后一直是个无根漂萍，单纯是因为高拱和郭朴的青睐才得以官居总督，而他实际上又不是高党，所以在李成梁看来，他的官场根基并不稳固，一旦真出点什么事，朝廷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内阁未必会对他有多大的支持力度。
况且现在张四维才是首辅，他对梁梦龙是个什么态度，现在也没人知道，万一他跟高拱和郭朴的观点不同，不打算用梁梦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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