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九边的督抚们最开始是由于官市本钱不够用，交易不了那么多蒙古货物，只好广招“四方商贾”来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贾嘛，自然是以京华最强，所以民市的主导权就这么被京华悄悄拿走了。
不过京华虽然自己有不少货物生产，却也不是“世界工厂”，不能包产万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货，如曹淦就说：“缎布狐皮等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天津私港运抵，我京华商社乃运至市口”。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相应的联系，这天津私港之所以贸易额一路攀升，与大明和蒙古的贸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关系的。
高务实又问了问商税的问题，这个东西最早还是他主动对高拱提出来的，不过他当时只提了个思路，具体怎么操作的没有细问。
曹淦便介绍说，在现在的互市贸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税例向蒙汉双方的贸易商民征收比较轻微的商税，“凡夷马商货，各有税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
这里所谓“充抚赏之用”，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结束之后，对恪守条规的蒙古守市人员，奖给一定数量的银两及其它物品，市易“即毕”，还要“筵宴酋长，犒劳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麦面一斤，时酒一瓶，小菜油盐酱醋及马草银七分二厘，饭柴炭银二分，皆取给尖丁银及商税”。
与此同时，对汉民这边的守市人员也有一定的奖励。因此，蒙汉双方的守市人员都有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从而使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至于具体税率，曹淦说那个太复杂了，几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类来定的，细说起来太费事，但如果简单的讲，就是高务实所说的“超低税率”。
还有一个现象很重要，就是蒙汉互市贸易兴起以后，蒙古牧民觉得互市每年仅开一次，实在是周期太长，于是经常成群结队来到互市的市口，要求开设“小市”。
尤其在每年春天的时候，那些贫苦牧民缺少粮食，“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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