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故意迎合丰臣秀吉此时越来越膨胀的心理，积极鼓动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做下去。原因不算很复杂，因为现在的龙泽实阳本身属于“奉行派”。
之前高务实和刘馨讨论过丰臣秀吉死后的日本政权之争，并且得出结论，以丰臣秀吉之精明，在其生前和死后，不可能不限制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各大名。但秀吉并不是神，当然会有想不到之事，更无法预料和应对死后多变而复杂的时局。
秀吉在世时所创制的以自己为顶点的武家官位体制，试图将所有大名束缚在自己制定的政权框架之内。而且在秀吉弥留之际及死后，建立起的所谓的“五大老·五奉行体制”。
按照以往的说法，五大老是秀吉死后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五奉行则是执行五大老的政令的实务性机构，双方一起支撑着秀赖成人前的丰臣政权。
后世日本学者胁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国政决策机关印象的两点关键要素，一是朝鲜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连署，而更为关键的第二点是武家、寺社领的知行宛行权在五大老手中。
关于第一点，日本学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注：参见曾根勇二论文《朝鲜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并非五大老之专权。
关于关键的第二点，五大老确实连署或者某几位大老连署，甚至家康单独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状，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为知行增加、遗领安堵、当知行安堵及转封几种。
从日本学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庆长三年1598十二月至庆长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发的62份知行宛行状中，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
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减封越前，秀吉死后的庆长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转封筑前、筑后，而其越前旧领由同为秀吉亲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继承，知行由八万增至二十万石。
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阁之旨，即丰臣秀吉生前既定计划的践行，这明显也是为了强化“一门”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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