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朱元璋在上谕中说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輙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以上就是朱元璋对于设定“不征之国”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打起来不方便，打下来又没用。”所以不打，合情合理。
不过，仔细看一下朱元璋的原话就会发现，他其实还是留了后门的“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那么，如果“彼为中国患者”，是不是就能伐之了？理论上应该是。
到了这里，关键因素就转变了，变成了如何定义“彼为中国患”。
杨广打高丽的理由和李世民打高丽的理由其实是差不多的，比如李世民就说了“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瞧瞧，对于李世民这样的开拓型皇帝，当他要决定讨伐谁时，其思路并不是彼国已经在“为患中国”，而只是“不遗后世忧”。相对来说，朱元璋的思路就过于保守了一些，似乎真的认为“处中国而治万邦”是绝对的真理，未曾设想过时移世易之下的局势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不是都能“以不变应万变”。
当然，以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局面，这么做说得过去。例如朝鲜，它在元末是有投机倾向的，不过李成桂夺权以后有几个隐患。其内部政治力量有待整合，外部又有倭寇滋扰，他在位期间是搞定了倭乱，对明朝采取的措施是以小事大，表现得十分恭顺。
这种恭顺一来源于明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是为了借助明朝的声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际上早在洪武二年，高丽王朝就已经派遣使者来入贡了，李成桂夺权建立朝鲜之后，还被朱元璋以篡位名义扣住朝鲜国王的帽子不少年。
至于安南，当时的政治觉悟也是很高的。洪武二年，壬午，安南国王陈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叚悌、黎安世等来朝贡方物，因请封爵。
因为态度好，大明这边也有不错的反馈，诏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使其国，封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当时安南时不时的前来进贡，还喜欢进贡大象，让朱元璋颇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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