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的八月，时已初秋，但天气却仍是十分酷热。这些年气候异常，夏热冬寒颇胜往昔，水旱蝗灾此起彼伏。若非朝廷如今府库略有盈余，户部每年额外留出了三十多万两的赈灾专项资金，恐怕北方早已流民四起。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心学派官员也不能跟着夸高司徒两句。
这一日的太阳火辣辣的，炙烤着北京城，各条街道两旁杨柳丛中蝉鸣阵阵。兵部衙门的堂院掩映在一片绿云似的树荫之中，隔开了阳光的灼射，显得凉幽幽、静悄悄的，倒成了一个清净凉爽的佳处。
此刻，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坐在佥事房内，一边悠然自在地呷着清茶，一边老神在在地浏览各方军镇送来的公函。和往常一样，这些公函大都还是离不开索粮、索饷、索械的老套路，偶有几处不同的，大抵便是在此次伐元之战中立下功劳的邀功。
前者不必多看，部内自有安排，只要扫上一眼，地方军镇上没有大的变故就可以放开一边；后者倒需要审视，毕竟邀功的这些要分门别类，正经作战的那些暂时要压下，等全部作战消停之后皇上统一安排，而诸如守边守堡、关内运输之类的功劳，则可以视情况先赏。
不过宋应昌看着这些公文，脸上的神情总是淡淡的，毕竟这些事情兵部虽然可以同意赏赐，但权力主要集中在提拔建议。针对财帛赏赐事宜，如今户部才是话事者——具体赏赐多少明联储小额银票，这得等高司徒回京才能定下。
正当此时，“哗”的一声，却见底下一份盖着火漆封印的六百里快骑急函映入了他的眼帘。宋应昌面色一紧，凝神搁下手中托着的茶盏，抓过那急函拆开来看，顿时一下怔了一怔：《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臣杜化中题奏琉球国来报倭国异动等事》。
“……近日，据琉球国尚宁遣使来报：经敝国商贾察知，倭国诸酋数月来广购木材、火药、铁料等物，并在各港与南蛮红夷频频接洽，购有火铳、枪炮等甚多军械。军港之中大造军舰，据言倭人覆铁其上，以避火矢铁弹……
依尚宁之见，倭酋此举大是可疑。更有数日前，京华宁波私港主管吴逊声称倭国关白丰臣秀吉于松浦郡修建名护屋城郭，屯兵积粮，修整兵械，耀武扬威，妄图伺机进犯朝鲜，或有窥视大明之心。
臣等反复核验，以为琉球国尚宁及宁波吴逊所言俱不虚，倭寇确有跳梁逞狂之心，不可不防。兹事体大，臣等不敢滞留，以六百里急递火速呈报，请兵部与内阁速送陛下裁夺。”
宋应昌看罢，自是又惊又怒。他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高拱的门生，但同时又是浙江人，当然知道“宁波吴逊”是何许人也——吴兑之子，现任京华宁波港主管，因其地位特殊，手里有来自倭国的情报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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