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俺答封贡时高拱虽然已经大权在握，但并不是一手遮天。其实在那个时期，整个实学派在大明官场而言也只是一个体量并不算大的政治集团，远远不能说控制朝局。实学派当时严重依靠高拱本人的地位，应该说只是一个上层派系，在中低层官员中的基础相对而言非常薄弱。
这就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哪怕顶层政治决策已经下达，到了执行层面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对抗给冲抵掉，或者至少是阳奉阴违，拖到没有下文。
实学派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但因为力量有限，只能集中在一些关键事务上，对重大问题保持跟进、监督推行。而对于另一些影响不那么重大，或者说不那么直接的事情就难免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所谓“抓大放小”了。
毫无疑问，俺答封贡本身是大事，这件大事里头最关键的两大要素则是“休战”与“贡市”，实学派当时的主要力量都围绕此二者进行保护，因此对于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顺义王印”问题就难免顾不上。
于是，顺义王印便被一些对俺答封贡持反对意见的官员想办法动了些手脚——换句话说，顺义王印本身在法理上的规格确实是镀金银印，而它被实际做成镀金铜印确实是因为有人蓄意破坏。
任何改革都很难让所有人满意，任何政治集团的崛起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客观现实。彼时的实学派虽然能有效影响隆庆帝，让他顺利批准铸印，但印信的铸造过程却管不到，最终造出了个什么东西也自然不太清楚。
至于后来土默特那边发现了问题，闹了起来，实学派当然也清楚了。可是，清楚了不一定就好解决——如果老老实实承认下来，那岂不是暴露了大明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实学派对朝政的控制力不足？
这个影响显然坏得很，在没有真正能够全面控制朝政的情况下，即便当时高拱已经是顾命首辅，也不想多此一举，便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装聋作哑过去了。
好在那时候的土默特已经被大明经济给绑架，军事上也发现大明越来越硬气，在得到郑洛的“解释”之后，也只能把假的当真的看，忍气吞声没再闹下去。
这一拖又是十多年过去，现在察哈尔已灭，土默特反倒成了蒙古人里混得最好的一部分，再加上把汉那吉认为这次立下的功劳不小，应该能够换个配得上自己地位的印信来彰显政绩，于是便找到了高务实——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于顺义王的王印到底是什么材质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事儿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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